同一场灾难，两种制度，两种反应
——从中尼冰川泥石流看救灾、新闻自由与现代政治文明 费良勇 2026年8月26日，一场巨大的冰川冰岩崩塌及其引发的暴洪、泥石流席卷喜马拉雅山区。灾难不认识国界。洪水、冰块、巨石和泥浆同时冲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一侧，摧毁村庄、道路、桥梁、水电设 […]
2026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悼战地记者唐师曾
费良勇 唐师曾先生走了。 2026年8月23日，这位曾经穿行于战争、荒野、沙漠、高原和世界各地的记者，在北京病逝，享年65岁。 我读过唐师曾的多篇报道。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仅是他采访过多少国际政要 […]
领袖＋导师＝精神强奸犯＋教唆犯＋反人类犯
——最高权力与思想垄断结合为什么容易制造巨大灾难 费良勇 人类政治史反复出现一种极其危险的现象：一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不满足于做国家领导人，还要成为人民的精神导师；不满足于决定国家怎样治理，还要决定人民应该怎样思想；不满足于要求人民服从 […]
“The Tiananmen Massacre” or “The Beijing June Fourth Massacre”?
—A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Naming of the 1989 Military Crackdown in Beijing Fei Liangyong One basic fact is beyond […]
“天安门大屠杀”还是“北京六四大屠杀”？
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Chinese first, English second “天安门大屠杀”还是“北京六四大屠杀”？ ——关于1989年北京军事镇压历史命名的讨论 “The Tiananmen Massacre” or “Th […]
为什么中共八大到九大相隔十三年？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文件之四 为什么中共八大到九大相隔十三年？ ——极权制度为什么必然架空自己的组织制度 费良勇 为什么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拥有党章、拥有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执政党，可以十三年不召开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会 […]
邪恶共振制造“大饿杀”
——暴君与极权制度如何制造大规模饥饿死亡 费良勇 笔者前一篇文章《邪恶共振——暴君、极权制度与群体之恶的相互放大》对“邪恶共振”作了定义和分析。所谓邪恶共振，是指暴君、极权制度、官僚体系、宣传机器以及被动员的社会力量彼此刺激、彼此强 […]
伊斯坦堡亲历记之三：伊斯兰唤拜声、猫城与宗教对话
费良勇 这次伊斯坦堡之行，是我第一次在伊斯兰文化区域生活多日。伊斯坦堡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复杂：一方面，我看到旅游乱象、物价虚高、公共管理不足和服务粗糙；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宗教气息、街头猫群带来的温情、多民族老街区的历史层次， […]
伊斯坦堡亲历记之一：辉煌古城与旅游乱象
费良勇 伊斯坦堡横跨欧亚两大洲，两千年来先后作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都城，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也是基督教、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交汇、传承和冲突的重要历史舞台。其历史城区早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市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