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文件之二十五
反思历史，更要思考中国的未来
杨肖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周年。六十年过去了。
作为一场具体的政治运动，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制造文革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逻辑，并没有真正消失。如果我们把文革仅仅理解成红卫兵、批斗会、戴高帽、抄家和武斗，那么它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文革更是一套政治逻辑：权力不受限制，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领导人不能被批评，政治路线不能被质疑；谁反对，谁就是敌人；谁说真话，谁就要付出代价。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并没有真正成为历史。它只是改变了形式，甚至换上了更加先进的技术。
在文革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大跃进导致中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饥荒。据不同研究估算，非正常死亡达到数千万，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基层暴力横行，无数家庭陷入绝境、饿殍遍野。大跃进也是独裁、个人崇拜、信息封锁和权力失控共同造成的国家灾难。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最高领袖毛泽东本人没有受到任何问责！相反他在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影响、党内斗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整整持续了十年。这十年里，学生批斗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检举，邻居互相监视。大量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遭到批斗、关押和毒打。有人被逼疯，有人被逼死，还有人直接被杀害。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正常招生，几代年轻人的青春被毁掉。寺庙被砸，古籍被烧，文物被毁，传统文化被当成敌人清除。法律失去了作用，人的尊严一文不值。一个人有没有罪，不是由独立法院根据证据和法律决定，而是由政治口号、领导人的意志和狂热的人群决定。这就是文革。
文革可怕的，不只是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文物，而是它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没有法律、没有安全感，也没有真实声音的社会。每个人都害怕说错话，担心被举报。今天还在台上批斗别人，明天自己就可能被打倒；今天口号喊得再响，明天也可能被宣布为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如果我们只是说毛泽东很坏，或者说当年的群众很疯狂，仍然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高于宪法和法律？
为什么一个政治标签，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为什么党、政府、法院、媒体和军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最高领导人？
为什么下面的官员明明知道政策正在制造灾难，却不敢制止，反而一个比一个更加激进？
为什么千千万万普通人，最后也被卷入迫害？
这才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极权制度不是只靠一个暴君维持的。它依靠的是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一党专政的制度、官员的服从和邀功、宣传机器制造的谎言，以及普通人的恐惧、沉默甚至被迫参与。
费良勇先生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邪恶共振”。最高领袖制造路线，党垄断国家权力，宣传机器制造敌人，下面的官员层层加码，普通人在恐惧和利益驱使下参与其中。
这些力量相互推动、相互放大，最终使一个人的意志变成整个国家的灾难。在这种制度下，最高领袖垄断真理。他说什么是正确，什么就是正确；他说谁是敌人，谁就会成为敌人。
党垄断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和媒体。党又高于政府、高于法院、高于法律。于是，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独立力量能够阻止最高领袖。下面的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为了证明忠诚，他们只能不断加码。上面说要批判，下面就开始批斗；上面说要斗争，下面就开始抓人；上面说存在敌人，下面就必须找出更多敌人。因为在极权制度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犯错，而是被怀疑不够忠诚。
官员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比别人更加积极、更加激进，甚至更加残酷。于是，领导人听到的全是赞美，看到的全是“胜利”。真实情况不敢上报，失败不能公开承认。政策造成的灾难越严重，统治者越会说：这不是政策错了，而是敌人在破坏。敌人越多，镇压就越严重；镇压越严重，真实声音就越少；真实声音越少，统治者犯下的错误就越大。这就是极权制度的恶性循环。它不只制造暴君，也制造谎言；不只制造受害者，也会把一部分普通人变成施暴者。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巨大的罪恶，并不一定全部由面目狰狞的恶魔完成。很多时候，执行命令的只是放弃了独立判断、不断告诉自己“我只是服从命令”的普通人。哈维尔也揭示过，极权制度不仅依靠警察、军队和监狱，也依靠整个社会被迫“生活在谎言中”。它让你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参加自己并不认同的活动，假装相信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东西。当每个人都因为恐惧而重复谎言，谎言就不再只是一句假话，而会成为维持制度的一部分。
极权制度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不只要求你沉默，还要求你表态；不只要求你服从，还要求你证明忠诚；不只要求你接受谎言，还可能要求你参与伤害别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责任都一样。发动政治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制定政策的决策者、主动实施迫害的人和被迫服从的普通人，承担的责任不可能相同。发动者和决策者必须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拒绝研究普通人为什么会服从、沉默甚至参与迫害，我们就无法理解极权制度是怎样运行的，也无法真正防止历史重演。文革给我们的道德警告，不只是“不要成为毛泽东”，也是：当一个人被宣布为敌人时，我们会不会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当自己的老师、同事和邻居遭到迫害时，我们会不会跟着喊口号？当权力要求我们说谎时，我们有没有勇气保留自己的判断？一个人今天可能是受害者，明天也可能因为一张政治标签，变成迫害另一个人的工具。
所以，反思文革，不只是谴责历史上的暴君，也是每一个人反思自己在权力和谎言面前应该作出什么选择。
中共只说“文革是一场错误”，却始终不愿意彻底回答：
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变成整个国家的灾难？
为什么这场灾难能够持续整整十年？为什么法律、政府、军队和整个社会都无法阻止他？中共没有真正反思制造灾难的制度，只是在切割责任。文革不是中共偶然犯下的一次错误，也不只是毛泽东和少数几个人造成的灾难。它是一党专政之下，权力没有制衡、法律不能约束政党、人民无法更换统治者所产生的政治灾难。中共把责任推给少数几个人，就是为了掩盖真正的问题：制造文革的，正是共产党垄断国家权力的一党专政制度。
只要这套制度继续存在，同样的政治机制就会换一种形式反复出现。
现在，我们再看看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
2018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取消。这意味着最高权力再次走向长期化、个人化，也意味着中国失去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权力交接约束。习近平不断把党、政、军、宣传、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反腐表面上是在查处腐败，但在政治上，也产生了清除政治对手、重组权力和强化个人统治的效果。整个体制越来越依赖一个人的判断、权威和意志。学校要学习“习近平思想”，干部要通过“学习强国”等方式反复表态忠诚，宣传机构每天围绕习近平展开个人化宣传。不只是政策要服从他，连思想也必须保持一致。教育、新闻、出版、影视和互联网都受到严格控制。大量词语和公共议题遭到屏蔽，文章随时可能被删除，账号随时可能被封禁。人也可能因为一句话被传唤、拘留，甚至直接失联。律师、记者、维权人士、学者、宗教人士和普通网民，都可能因为批评权力而遭到打压。
当然，今天的中国并不等于1966年的中国。现在没有全国性武斗，没有红卫兵大规模上街，也没有全国学校和工厂全面停止运行。但是，历史不会完全照着原样重演，独裁统治也会改变自己的工具。过去依靠大字报、批斗会和红卫兵，现在更多依靠网络审查、摄像头、大数据、手机定位和数字监控。过去通过政治运动公开抓人，现在可以通过聊天记录、网络发言和各种模糊的政治罪名惩罚批评者。
过去讲“政治挂帅”，现在讲“党领导一切”；过去要求对领袖绝对忠诚，现在要求维护所谓“核心”；过去把不同意见说成“反革命”，现在给批评者扣上“危害国家安全”“境外势力”和“煽动颠覆”的帽子。
形式改变了，工具升级了，但是权力不允许被质疑、领导人不允许被批评、社会不允许存在真正独立声音的政治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疫情期间，一句“动态清零”，下面的地方政府就层层加码。一些地方出现封城、封小区、挖路、焊门和阻止居民正常就医等极端措施。面对这些荒唐现象，很多官员不敢公开质疑，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普通人的生命和权利，而是自己的政治责任和个人前途。
这和大跃进时期虚报产量、层层加码、谁说真话谁倒霉的机制，有没有相似之处？这就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地方。过去的文革粗暴而混乱，今天的高压统治更加技术化、制度化，也更加隐蔽。所以我说，在习近平时代，大跃进和文革的某些政治机制并不是简单地“重来”，而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它存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中，存在于对信息的审查和封锁中，存在于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中，也存在于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的体制中。它更存在于普通人的恐惧和自我审查中：不敢讨论政治，不敢表达不满，明明知道是假话，却不敢公开说出真相。
这也说明，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习近平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即使有一天习近平离开了，只要共产党继续垄断国家权力，只要一党专政不结束，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新的习近平、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一个国家不能依靠领导人的英明来保证安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永远正确，也不能保证每一位掌权者都是好人。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遇到一个好皇帝，而是当一个坏的领导人出现时，人民有没有办法限制他、监督他，并通过和平方式更换他。真正能够防止灾难的，不是明君，不是清官，也不是某个“伟大领袖”，而是制度。民主制度不能保证每一位领导人都是好人，但它可以让人民和平地更换坏的领导人。
法治不能彻底消灭罪恶，但它可以让任何命令都接受法律审查。新闻自由不能消灭所有谎言，但它可以防止一个谎言垄断整个国家。司法独立不能保证每一次判决都绝对正确，但它可以防止一个政治标签决定一群人的生死。真正的民主宪政，就是权力受到制衡，司法保持独立，新闻能够自由报道，公民可以批评政府而不被抓捕，领导人犯错以后能够被调查、被追责、被更换。
法律必须高于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人权也不能只是奖励给政治立场“正确”的人。即使一个人的观点让我们反感，即使他属于我们不喜欢的群体，他的生命、尊严、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仍然应该受到保护。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可以用“人民的名义”被剥夺，那么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今天纪念文革六十周年，不只是为了讲述历史，也不只是为了告诉年轻人过去有多么黑暗。
我们真正要问的是：
当年的灾难为什么会发生？今天制造灾难的制度条件，是不是还存在？只要权力不受监督，文革的土壤就在。只要法律不能限制最高领导人，大跃进式的灾难就可能再次出现。只要没有新闻自由，真相就可能永远被掩盖。只要批评者会被抓，拍马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只要共产党把所谓“稳定”放在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之上，普通人就随时可能被牺牲。这些问题不解决，文革就没有真正结束。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只依靠共产党的自我改革来解决。因为一党专政不是共产党统治中一个可以轻易纠正的缺点，而是共产党维持统治的根本。
只要共产党继续垄断国家权力，人民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选举，法院就不可能真正独立，媒体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法律也不可能高于共产党。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未来，永远寄托在统治者的良心发现和自我克制上。因此，中国的出路不是等待共产党改变，而是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宪政制度。这不是要用一种仇恨代替另一种仇恨，也不是要用另一场政治运动报复过去的统治者。我们要结束的，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统治，而是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都可以垄断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制度。
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纪念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被羞辱、被关押、被杀害的人。但是，最好的纪念，不是献一束花，也不只是说一句“历史不能重演”。最好的纪念，是建立一个让历史无法重演的制度。让任何领导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让任何政党都不能垄断国家，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言论自由、选择权和基本尊严，让权力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个领袖、某个家族或者某个政党。
纪念文革受害者，最有意义的方式，不只是诅咒一个已经死去的独裁者，而是确保任何一个活着的领导人，都不再拥有同样不受限制的权力。中国需要的，不是新的个人崇拜，不是新的终身领袖，也不是新的政治运动。中国需要的，更不是等待共产党出现一个所谓的开明领袖，幻想共产党有一天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中国需要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民主，是法治，是自由，是人权。是一个能够限制权力、保护每一个具体个人的现代制度。
只有当共产党不再垄断国家权力，人民能够通过自已选举决定谁来管理国家，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我们才能真正说：
文革，结束了。
谢谢大家。
杨肖杰（左一）2026年9月17日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演讲照片
杨肖杰简介
杨肖杰，曾在中国从事互联网创业和影视制作，创办过网络科技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及地方门户网站。因长期关注社会问题，并公开批评权力滥用、言论审查和社会不公，曾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警告，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此后，他又因公开言论遭遇网络攻击、恐吓和威胁，最终离开中国，目前生活在欧洲。
目前，杨肖杰主要从事独立摄影和写作，并参与海外民主运动。他通过文字、影像和公开活动，记录海外民主运动，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政治迫害、言论自由和社会不公等问题。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实况转播链接：https://www.youtube.com/live/GUSUQ6FYU2o?si=XUWML3rNNg52fj_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