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36周年回望
费良勇
阻断中国民主化进程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36周年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1989年的GDP为3478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1位，仅占全球的1.7%，人均GDP 310美元，全球排名第150位，在倒数排名前列。中国2024年的GDP为18.5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占全球16.9%，人均GDP 1.3万美元，全球排名77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吃穿用住行玩（休闲娱乐旅游等）各方面都与毛泽东血腥反动统治时代有了天壤之别。这正是中共坚持专制统治的底气，也是中国人虽然普遍痛恨官员腐败，但并不反对中共的根本原因。
我为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基本建设和综合国力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感到高兴，但也为中国的专制崛起和政治倒退感到沮丧。
中国的发展路径偏离了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年提出的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这一现代化理论。他指出，经济发展会扩大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会支持民主。中国经济发展的确扩大了中产阶级，但除了某些时期的个别中产阶级人士表示支持民主（如万润南、孙大午、任志强等），大多数时间，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不但不挑战体制，反而热衷于高度支持威权体制。他们顶多只会批评低层官员的执行问题。
今年纪念六四，我特别怀念刘晓波博士（1955年12月28日 – 2017年7月13日）和王策博士（1949年3月15日 – 2021年1月4日）。这两位民运先驱对中国民主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看得很透。刘晓波1988年提出，中国实现香港式的历史变革需要经历三百年殖民地。他2006年澄清这句话的本意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王策1998年提出“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2008年9月，他提出了《奥运后的中国——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王策主张以议会制为基础，采取“增量递进”的方式，逐渐开放民选席位，在保障中共三十年内继续执政的前提下，将党权逐步转移到民权，让中国和平有序地从专制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实现“共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富贵”八种普世价值。同年12月，刘晓波等303位各界人士发表了《零八宪章》，阐述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6个概念，并提出了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等 19点主张。
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王策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人都是知行合一的书生志士，既能坐而论道，也敢起而行动，勇于实践。他们都为中国的民主化奋斗到最后一息，令人敬仰。
甘当民主铺路石
刘晓波是吉林省长春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他毕生参与终结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多次被拘捕判刑。1989年5月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赶回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运动，6月6日被捕，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被中共判决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释放。1995年被“监视居住”。1999年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起草《零八宪章》后，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监视居住。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迫害致死，享年61岁。两天后，他的遗体被强制火化海葬，中共妄图尽快抹去人们对他的记忆。
王策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他先后获中国中山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文学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1984年到海外后，追随王炳章博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85年加入中国民联，任民联“一大”和“二大”总部委员。1992年王策创建 【中国基督民主同盟】并担任主席。1993年当选【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1995年主持协商促成“自民党”和“民联阵”合并，1997年1月在美国纽约合并大会上王策当选为当时海外规模最大的民运组织【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主席。1998年10月他闯关回国上书，拟向中共当局提交“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同时到杭州会见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先生，以推进国内反对党的筹建工作。其间事发，1998年 11月2日在杭州被捕，获刑4年。王策长期致力于中国民主改革理论的研究，特别专注于共和宪政理论的探索。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重生之路】，【中国共和宪政之路】，【新共和宣言】等。2014年3月15日，王策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共和党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和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主席。2019年5月 21日他在德国科隆主持召开了中国共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蝉联党主席。2021年1月4日，王策因病在西班牙瓦伦西亚逝世，享年72岁。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
中国共和党主席 王策
以爱化解恨
虽然中共将刘晓波和王策当成敌人，但刘晓波和王策从未将中共看成敌人。他们都主张“以爱化解恨”，实现社会大和解，让社会变革和平有序，代价最低。
虽然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论”遭到一些人的诟病，而我认为这正是刘晓波心胸宽广，高人一筹的气质体现。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狱中发表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称其“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感受到检察官、监狱管教的尊重，称赞所在监狱的环境与管理。他认为中共“和谐社会”理念是一种进步。他还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能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王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根据基督教义一再宣讲，要爱上帝、爱人，爱人如己，爱仇敌。他精辟分析了中国儒家、佛家和道家都是以天地人三际来叙说宇宙大系统之生成与存在图式的。他强调要“爱天爱地爱人”，提倡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他指出：基督教爱仇敌的教训同佛家的去分别心，冤亲平等之训是一致的。佛入地狱救恶人，耶稣为罪人上十字架，都是为仇敌、为罪人作出牺牲之表现。他主张抛弃斗天斗地斗人的“斗争哲学”，以“基督精神为体，民主制度为用”，建立“五化三伦”的社会。“五化”为：精神仁爱化、社会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经济民生化、教育人格化。“三伦”为：神伦、物伦、人伦。
海外民运“不成气候，不足为患”
海外民运遭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和谴责，这是可以理解的。海外民运必须不断反思和检讨。反对专制的人士，不一定真有民主理念。推翻了旧的专制独裁，还可能出现新的专制独裁。一些所谓的民主斗士和民运领袖，骨髓里面充满了取而代之的旧思想。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他们就容不得异见，精心勾画打江山座江山的小算盘，把不同意见者、揭露自己者、比自己强又不听自己话的人打成特务，动辄分裂组织另立中央，甚至贪污腐败，违背政治道德、违背组织章程、违背民主原则、违背法制精神。海外民运中常常是邪气压住正气，小人得志更猖狂。流氓当道史不绝书。海外民运界缺乏胸襟宽广，大智大勇的领袖人物，未能建立起一个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领袖集团。海外民运几乎局限在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域，空喊政治口号，未能深入到国内各个领域中去，同人民休戚相关的社会活动与生活层面结合起来。例如，制度性反腐、安置就业、控制房价、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严格实施义务教育、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等，策略上有重大问题。
有人批评海外民运一事无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海外民运应当做得更多更好，但由于一再分裂内斗，一盘散沙，始终是“不成气候，不足为患”（中共国安部语）。组织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少。一些所谓民运领袖，无非热衷于搞政治庇护，帮助那些申请政治避难者编故事，做假材料，收取费用。难民们一旦获得政治庇护，马上离开民运圈。还有个别民运负责人，为了私利卖身投靠中共，充当间谍或线人。不过，我必须指出，海外民运跌落谷底，根本原因是民运领袖们自身有许多问题，不能把主要责任推给中共特务。海外民运不搞暴力革命，不搞恐怖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机密可言，特务的破坏力非常有限。
如果把夺取江山定为成功，把有效打击和削弱专制势力作为阶段性成果，海外民运的确一事无成。但海外民运总体上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行动原则的，在中共的全面封锁（国门封锁、网络封锁、说教洗脑、欺骗宣传等）下，对国内的影响很小。中共控制了一切媒体和资源，其国内外宣传力度超过民运千百倍。关键还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善了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人民对中共的不满程度，远远没有达到要揭竿起义的地步。长期在海外高叫暴力革命者，从来没有组织过暴力革命活动。他们妄图煽动别人去送死，为自己当皇帝铺路。在当代的武器装备、运兵能力、信息传送和国内外局势下，暴力革命，希望渺茫。即使改朝换代，也生灵涂炭，代价高昂，还可能出现更加野蛮的新专制。
另一方面，把海外民运说得一无是处，并进而认为海外民运没有存在价值，那就太过分了。首先，无论海外民运做得如何差，它反对一党专制的正义性，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其次，民运的主战场在国内，海外民运只是配角。在中共高压下，很多民运活动在国内难以开展，但在海外可以放开手干。海外和国内民运多少有相互看到希望，相互激励，相互支持的作用。第三，无论海外民运内斗如何剧烈，只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就不会出现中共内部大规模相互残杀那种极为血腥恐怖的景象。第四，海外民运在支持和救援国内民运人士，揭露中共黑幕，探索民运策略，召开国际会议为民运造势，游说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民主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第五，海外民运虽然力量有限、作为不大，但对于中共而言，总感到芒刺在背，必欲拔除而后快，所以用了很大力量来监视跟踪，也害怕海外民运万一坐大。第六，由于海外民运的存在，中共对国内民运的打压，不得不小心一点，人道一点，毕竟担心劣迹曝光。
国内民运和香港民运遭到残酷镇压
当代中国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博士2002年6月被中共特务从越南绑架回中国，判处无期徒刑。2020年9月，红二代企业家任志强被中共罗织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他被判刑的实际原因是批评了媒体姓党、指责习近平抗疫不力，讥讽习近平是一个脱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2021年7月，著名优秀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被中共罗织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碍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三百一十一万元。其价值至少51亿元人民币的资产，被贪官奸商以6.861亿人民币的超低价拍卖鲸吞（这是地地道道的公开抢劫）。孙大午被判刑的真正原因是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独创“私企立宪”，大午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兴办义务教育，还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并公开抗议官商勾结的强拆恶行。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博士2020年1月发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劝退书》，劝习近平主动让位。2023年4月10日他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组织者丁家喜先生也被中共以同样罪名判刑12年。他们的实际“罪行”是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教育平权，要求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布财产，并反对习近平搞终生制。
香港民运遭到中共野蛮镇压。2024年11月19日，香港法院根据《港区国安法》罗列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戴耀廷、何俊仁等45名民主人士进行判刑，刑期最高达10年。这在本质上同大魔头毛泽东将一切反对他的人打成反革命没有丝毫差别。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治急剧倒退，香港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从自由港蜕变为专制港。香港司法不再独立，法院成为中共的刀把子。法官陈庆伟等堕落为专制打手。法治虚化，恶法横行，坏官当道，纪念六四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就是今日的香港。这是中国同美国和欧盟等民主国家关系变冷的原因之一。
不必为执政者歌功颂德
1979年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共主动搞出来的，而是被饥寒交迫的人民逼出来的。一个著名的例证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甘冒坐牢杀头危险，分田单干；另一个例证是数百万人九死一生逃亡到香港。所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非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
邓小平本质上同毛泽东一样，都是专制暴君。邓小平是在四川横征暴敛，把抗争农民当成土匪剿杀的元凶，反右的次凶，浮夸风的推波助澜者，“75.8”河南特大洪灾的重大责任人，六四屠杀的元凶。只不过，邓小平遭到毛泽东3次整肃后有所反思，比较务实，不像毛魔头那样，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一切破坏生产力，而是尽力发展经济，这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好得多。我还必须强调，大权在握的执政者，有责任和义务干正事和好事，没有理由干坏事。干了好事，人们可以赞扬，但没有必要过分歌功颂德；干了坏事，人们必须批评追责。
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是淡化了“敌人意识”，对内抛弃“阶级斗争”，对外停止“反帝反修”。说到底，是抛弃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折腾思想，为人民松了绑。中国人聪明勤奋节俭。饿怕了、穷怕了的人民拼命干，尽量省，这是中国40多年来在经济上高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的根本原因。
六四屠杀阻断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过，中国在政治上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就是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象征人权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
一朝回到毛时代
人们没有料到，习近平一上台，轻而易举地篡改宪法，明目张胆地恢复终身制，重搞个人崇拜，把其它的政治进步也一下子就搞掉了。例如， 宣扬媒体姓党，把党政分离恢复成党管一切，把民选村长恢复成村支书兼任村长，从承认普世价值变成批判普世价值，从否定文革到肯定文革，宣扬后三十年不能否认前三十年，重新反对美帝国主义······
习近平原本要搞“国进民退”，打压民营企业，削弱中产阶级，以便掌控老百姓的饭碗，逼迫老百姓服服贴贴，山呼万岁。他后来发现，中国新的科技创新能力，新的生产力，解决就业压力等，主要靠民营企业。面对美国的打压，为了巩固和延续专制，他只好改弦易辙，支持民营企业。这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我们应该持肯定态度。
有人说，民主自由才能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这话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科技发明和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有民主吗？1870年代，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和GDP总量超过法国，1913年超过英国，那个时候的德国，是地地道道的专制帝国。同样，沙皇俄国及苏联的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期，没有自由民主。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中国最近40多年的高速发展，都是在专制制度下实现的。
只要不像专制暴君毛泽东那样恬不知耻，既要当领袖，又要当导师，从精神上强奸全国人民，制造阶级斗争整人害人，折腾人民，仇视知识分子，搞假大空，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一切发疯发狂破坏生产力，并且卖国求荣，那么，专制国家完全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中国这样的人口和土地大国，资源丰富，人才济济，在积贫积弱的时候，专制制度也能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如在大饥荒期间研发原子弹，在文革期间造出核潜艇），在如今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科研能力和开发资本的情况下，更能集中力量攻克难关，办成大事。所以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和贸易限制，最多只能在某些局部方面暂时延缓中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可能刺激中国的民族精神，自力更生，突破瓶颈。中国在高速铁路、电动汽车、航天领域、全球导航、智能电脑、网络技术、稀土精炼等许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半导体晶片等其它领域，中国走出新路是完全可能的。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几十年的民运，几十年的启蒙，对习近平的政治倒退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抵制作用。
中国的出路是政治改革
反腐反腐，越反越腐。这是因为一党专制形成官员特权，滋生腐败。没有反对党和媒体的监督，难以建立有效的反腐机制。中共的运动式反腐，通常是权贵打击政敌的手段。贪官杀不尽，腐风吹又生。
我建议中共引进香港的廉政公署，逐渐放开部分监察权，立足于制度性反腐。并引进德国等发达民主国家的财务监管机制，对大额汇款要及时跟踪审查。
官员必须公示财产，这是民主国家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杜绝腐败的有效措施。
无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要保护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实施政治改革。平反六四，或者说重新评价六四，释放一切政治犯，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我希望中共重新审视王策先生1998年提出的“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现在看来，三十年根本不够，我建议改为五十年，这符合邓小平关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精神和时间。也就是说，确保中共建政百年（2049年）之前，执政党地位不变，但需要逐步开放政权，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度。本质上是“变法不变人，改制不改党”，尽可能不触及执政者的既得利益，让他们没有身家财产不保的后顾之忧，“官照当，权照掌”，只是不能“钱照贪”。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先开放一部分监察权，杜绝制度性腐败，赢得人民的掌声。这样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政治改革顺利推进，不导致社会动荡，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日益富强稳定。
2025年6月3日 写于 纽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