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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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阵线前主席、德国《华商报》社长和主编修海涛先生（笔名齐墨）因病治疗无效于2021年8月23日晚在法兰克福不幸离世，享年64岁。
我知道他一年来都在治疗当中，不久前的一次脑手术也算成功。我还同他夫人通过电话，打算八月底去探望他，并希望他在身体允许时来纽伦堡休闲叙旧。没料到他走得这么快，让我感到震惊和悲痛！我对修海涛先生的去世深表哀悼，并请他的家人节哀顺变！
修海涛1957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罪恶滔天的流氓暴君毛泽东1976年死亡以后，中国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修海涛当年考进山东大学历史系，一年后考取中世纪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底获硕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科教材编辑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讲师。
修海涛同我一样，都是在1987年到德国留学。他攻读历史学，我攻读核反应堆安全分析。我们的专业方向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对自由民主的共同追求让我们后来成为民阵同仁。我同他是在莱茵笔会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一开始我们就有一次深刻的自由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思想碰撞。33年过去，半辈子交往，一幕幕往事浮现在脑海中。
1989年六四大屠杀发生前后，在德国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反对中共专制暴政的活动。继莱茵笔会1987年7月问世之后，1989年5月全德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又问世。1989年9月22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同年10月，民阵德国分部在科隆成立。修海涛担任了德国民阵第二届主席。
1993年民阵和民联的华盛顿合并大会失败以后，大部分民阵德国分部的成员决定恢复民阵的旗号运作。修海涛出任分部理事会主席，我任监事会主席。从那以后，直到2003年，每过两年换届改选，我们两个的职务就对调一下，成为老搭档。我同修海涛私下谈话很直接，但在公开场合下，我通常都会尽力维护他。
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当初都犯了民运幼稚病。如果大家都坚持在民联阵的组织框架下抗争，坚持揭露选举舞弊黑幕，坚持弹劾舞弊者，一时不成功，就拖上一届，问题总会得到解决。那么，海外民运就不会一落千丈，一分再分，组织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不过，民阵始终保持了大旗不倒，组织不散，压力不减，声音不断。
一位原本仇恨中共、言辞激烈、常常痛骂特务叛徒的民运骨干，后来为私利投靠了中共，将修海涛和我的材料整理成两大本，递交给中共国安部。后因夫妻反目成仇，此人扬言要追杀妻子。其妻逃来德国找我，细述了当时的情况，我才得知。
90年代，我们共同探讨和践行 “以商养运” ，组建德国华商会，筹办德国《华商报》。最初的华商会成员，《华商报》骨干，主要是民阵成员。当时，我和修海涛商定，我们两个主要负责扛德国民阵的大旗，民运色彩太浓，不担任华商会的负责人。
当时有大量中国难民逃往德国，希望加入民阵，以利于政治避难。修海涛主张让难民自由加入民阵。我当时坚决反对。我认为，民阵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组织，不应该成为难民团体。但从人道和同胞角度，我们应该帮助中国难民，所以，我建议另外成立难民协会，作为民阵的外围组织来帮助难民。虽然修海涛同意了我的建议，但他实际上对难民加入民阵还是放得很松的，而我一直卡得很严。但我没有料到的是，难民协会一成立起来，就被人用来发难民财，引起德国警方注意和搜查。难民协会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修海涛1994年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市附近小镇迪尔门（Dülmen）开过一个小餐馆（大唐饭店）。我们在那里开过一次德国华商会的筹备会议。受比利时《华人信息报》的启发，我在会上建议发行《华商报》，并推荐彭涛主办（当时考虑到修海涛开餐馆搞民运杂事太多太繁忙，而彭涛比较清闲）。过了一段时间，彭涛因故没有搞出报纸来。修海涛说他来办，我和多位民阵同仁都表示鼎力支持。大家竭力出主意、写文章、拉广告。其中彭小明出力很大。他当时是《星岛日报》记者，在德国和欧洲颇具知名度。
修海涛为办报花费了大量心血。“华商会”很快名存实亡，后来彻底消亡，但《华商报》却一直生存下来，增强了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为华商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不过，《华商报》从华商会的机关刊物，变成修海涛的私人报纸。这一点也说明，公有制战胜不了私有制。
修海涛和我一起在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地方参加过各类民运活动，还一起组织过保钓活动和声援印尼华侨等活动，到日本驻德国使领馆和印尼驻德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并递交抗议信。
1998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民阵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修海涛当选为民阵主席。2000年12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民阵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修海涛蝉联民阵主席。修海涛组织过许多民运活动，写过许多民运文章，也为民阵写过大量公告，猛烈抨击中共专制。
从2002年起，由于种种原因，修海涛的民运意志衰退。他主办的《华商报》，不再发表民运信息。我为此私下同他交谈过多次。他列举过多种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共产党从各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
好在德国当时除了《华商报》，还有《德国导报》（前身是《真言》、《留德学人报》，后来改名为《欧华导报》），《莱茵通信》、《德国侨报》（由台湾华侨主办，前身是《西德侨报》），《大纪元时报》等秉持客观公正中立原则的华文媒体，为传送自由民主信息发挥了重大作用。
2003年，因为血栓，修海涛生了一场大病。幸好抢救及时，才从鬼门关回来。2003年10月，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民阵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民阵主席。虽然修海涛还是民阵总部理事，除了有时同我沟通以外，他基本上不再参与民运活动。他多次同我谈到，他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个人的事业和家庭上面，他想回国看看。我表示理解。多年以后，共产党才让他回国。其实，对于所有民运同仁，要淡出民运，希望回国探亲奔丧、旅游观光、工作经商等，我都主张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他同我谈过要将《华商报》政治中立化。我不以为然地说道：在民主国家，一份商报要政治中立化，原本不难做到，但因为红魔黑手无处不在，你不想得罪共产党，所谓中立化就做不到。你报道民运消息，共产党会说你亲民运，你报道中国真相，共产党会说你揭露了他的阴暗面，你拍共产党马屁，算得上中立吗？当然，任何媒体都可以自我标榜客观中立。
修海涛1989年在《莱茵通信》发表过文章《愿将爱国心，换取自由魂》。德国民阵的机关刊物也叫《自由魂》，一度时间还有中文《自由魂》和德文《自由魂》两份刊物。周乔瑟先生、彭涛先生、芮虎先生、徐彬先生等都担任过《自由魂》主编。修海涛后来向共产党妥协，虽然获得了商务广告、回国探亲观光等便利，但毕竟丧失了自由魂。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修海涛编写了《历史不会忘记》、《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大陆未来命运的论争》、翻译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原著是英国的昆廷·斯金，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同杨云等编写过中共党校教材《世界近代史纲要》，与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一同主编了《大陆当代文化名人评传》。
修海涛写过回忆录《我的民运路：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书中揭露了一些民运的黑暗面，基本属实。民运界不像共产党那样捂着盖着那些丑陋的事情。共产党毛泽东害死饿死八千万人，时刻算计人，整天搞破坏，还要人民为它唱赞歌。罪恶比希特勒大得多的流氓暴君毛泽东，竟然至今仍被中共美化宣传为“伟大领袖”。民运界三教九流都有，特别是一些像毛泽东那样道德低下、本质败坏、除了擅长整人害人骗人以外不学无术、却梦想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的野心家，以及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唯我独尊，乱打特务，对民运伤害极大。但无论民运界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共产党的专制腐败就有合理性。
民运界有许多理想主义者，仁人志士，秉持正义良知，敢于向独裁专制说不。许多人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惨痛代价，包括牢狱之灾、流亡之痛，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共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富贵，这些普世价值观必定要取代共产专制腐朽价值观。民主运动代表了人类的前进方向。无论世界上出现多少形形色色的反民主逆流，无论是共产专制、宗教专制，还是家族专制等，都将会被埋葬。
修海涛淡出民运以后，有一位极具虚名的“民运大佬” 说修海涛是特务、叛徒，要求民阵将修海涛除名，被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有几条理由反对这样做。首先，民阵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进出自由，不像共产党那样有铁的组织纪律，要求永不叛党。而且民阵允许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民主党人等加入。其次，民阵的行动原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我们不搞武装斗争，基本上没有机密可言，总体上不存在叛徒告密导致组织瓦解、斗争受挫甚至战争失败的巨大危险性。第三，民主运动是一个理想事业，我们首先尊重个人的人权自由，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一旦投入民运，必须终生坚持。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中途退出民运是完全允许的。当然，我希望任何退出民运的人，特别是民运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不要伤害民运。
德国学界曾经讨论过“叛徒的人权问题”。在武装斗争中，一方的人被抓，不投降会被对方杀掉，投降又会被己方的人认为是叛徒，务必除之而后快。所以，一旦被定义为叛徒，如刘少奇，顾顺章等，就谈不上任何人权了。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首先要消除“叛徒”的概念。如美国共和党的人，退出共和党而加入民主党，双方都不认为他是叛徒。德国基民盟的人要发起成立选择党，基民盟的人不会认为他大逆不道。
此外，民运界也不能随意抓特务。民运界出现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中共特务造成的。民运负责人如果自己走得正，明辨是非，把必要的保密工作做好，特务就发挥不了重大作用。相反，如果民运负责人自己说谎造谣、伪造历史、贪污腐败，遭到揭露就将揭露者打成特务，或者将那些不听自己指挥的人打成特务，这些卑劣的行为比特务对民运的伤害更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修海涛参加民运有失有得，他的有些做法是很不妥当的。但他为民运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我们不会忘记。
修海涛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