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振 和
2011年以前我在国内，当时我写了一本书《马克思主义批判——兼论中国的改革以及中国和人类的前途》。这样的书在国内当然是无法出版的，于是我就萌生了到国外来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出国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参加到海外民运队伍中，共同完成推翻中共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的任务。2011年我到达德国申请政治庇护，经过一番周折以后，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在2012年被批准了。又经过一番周折以后，2013年我在柏林定居下来。我到德国不久，就遇到了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的彭小明先生，民阵是德国最大的民运组织，我就参加了民阵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会议，后来正式加入了民阵。在彭小明的介绍下，我联系上了香港五七出版公司的武宜三先生，我写的书改名为《从中国改革大失败看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兼论中国和人类向何处去》，在2012年底由香港五七出版公司出版了。
从2011年到2021年，我参加了很多民运的活动和会议，认识了很多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丹麦 …… 的民运朋友。回顾十年，感慨颇多。我认识的许多民运朋友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搞民运（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运动），并长期坚持下来，实属非常不易，值得大加赞扬。同时我也看到了海外民运队伍存在的种种问题。目前正处在民主和专制两种制度决战的时刻，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决战时刻就在这两三年内，看到海外民运队伍存在的这些问题却迟迟不能克服，我心中实在是万分焦虑。所以在下面我就不谈海外民运取得的成绩，只谈海外民运队伍存在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在现实社会中十全十美的圣人是不存在的，每个海外民运人士当然也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到某个民运人士（尤其是领导人）主动地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某一件事情做错了。没有自我批评，也就容不得批评，甲批评了乙，乙一定会进行辩解，甚至攻击甲。在民运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混入一些“不良分子”。而在这样一支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讲个人道德修养的队伍中，出现了“不良分子”也无法清除。这些“不良分子”严重地败坏了中国民运。
海外的民运队伍的另一个问题是混入了一些中共“特务”。我来到德国不久就听说有中共“特务”混入了民运队伍，还有人声称海外民运人士中有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是中共“特务”。中共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安插了几个“特务”，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有那么多“特务”，那当然是无稽之谈。应该怎样对待这几个“特务”呢？我认为只能做到提高警惕、暗中怀疑，严加防范，控制使用被怀疑的人。但是绝对不能开展抓“特务”运动，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证明此人是中共“特务”的确凿证据，如果硬要抓中共“特务”，就必然搞得天下大乱。
如何对待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可能混入少数中共“特务”的问题，海外民运队伍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其一是，轻易地指控某人是中共“特务”，或轻易地开展抓“特务”运动。具体的事例我就不讲了，因为一讲具体的事例，就揭开了旧“疮疤”，引起了新混乱。第二种错误倾向就是完全丧失警惕，完全不加防范，听了某人的自述，就百分之百地相信了，轻易地让他混入了民运队伍，甚至进入了领导层。我在此要讲一个具体事例，我怀疑z先生（于2019年4月死亡）是中共派来“卧底”的特务。有人可能会说，人都已经死了，你还提他干什么。如果z先生还活着，我绝不会公开说出对他的怀疑，因为我只是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中共派来的特务，如果我公开说出我的怀疑，必然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这绝对是有害无益的。现在z先生死了，我隐去他的姓名，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我的怀疑是否合理，讨论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2012年10月，在民主中国阵线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z先生。看了会议发的资料以及听其他民阵成员的介绍，我得知z先生是法国的牧师；89六四期间，z先生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只身面对一个中共“清场”部队的军官，那个军官向他开了三枪（有时候z先生又说是开了两枪），子弹击中了大腿股骨，形成粉碎性骨折，住院90天治愈出院，在大腿上部靠近臀部的肌肉里还留有一块弹片（似乎应该是子弹头，炮弹才有弹片，子弹哪来的弹片？），直到2008年才在法国的医院取出弹片（子弹头）；2001年z先生逃亡到法国，在法国加入了民主中国阵线，时任民阵监事会主席。
后来我又从一些与z先生共过事的法国民运人士那里听到了关于z先生的一些完全相反的情况。对比两种不同的说法，并参考一些背景资料进行分析，我判断我在布达佩斯会议期间得知的关于z先生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假的，存在很多疑点。
（一）z先生不是法国牧师，他只是在法国的一个教堂做一些事。
（二）z先生不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1989年他是北京市一所中学的中学生。
（三）“高自联”（即“北高联”）一定任命一个大学生担任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z先生是中学生，就不可能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在“89六四”以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缉21名“高自联”学生领袖的通缉令，其中必定包括“高自联”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可是z先生并没有被通缉。在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的名单中，的确有一位学生纠察队总指挥，他叫张铭。看来《水浒传》中“李鬼”假扮“李逵”这一出戏，21世纪初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又上演了。
（四）z先生身上曾留有一块弹片（子弹头）是真的，但是他编造的“他只身面对中共军队的军官、那个军官向他开了三枪、他的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90天后出院”这个故事却是弥天大谎。理由如下：（1）假如如z先生说的那样，那个军官面对z先生开了三枪，那颗子弹怎么会绕一个大圈，从他的背后打进他的大腿根部的肌肉里？（2）根据医学常识，治愈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一两年，如果有一位医生能只用90天就治愈粉碎性骨折，那么这位医生只要把治疗采用的技术和治疗过程写一份报告发表出来，那就立刻轰动全世界的医学界，甚至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至今未见到这样的医学报告，原因很简单，在目前即便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90天治愈粉碎性骨折”也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天方夜谭”。（3）根据医学常识，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的病人，在治愈以后，他走路的步态将有异于常人，或者用通俗的说法，走路有点瘸。可是z先生走路的步态与正常人完全一样。这也说明根本没有“粉碎性骨折”这回事。（4）从大腿根部肌肉中取出一块弹片（子弹头）是极简单的小手术；而治疗粉碎性骨折需要动几次大手术，任何一个医生在做多次大手术的时候，一定会顺便把大腿肌肉中的弹片（子弹头）取出来，绝不会让弹片（子弹头）留在那里。世界上绝没有这样怪异的医生。
（五）按照z先生的自述，从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海外民运人士称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为“六四大屠杀”或“天安门大屠杀”，说那天晚上中共军队和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见人就开枪扫射，打死了许多人。而中共当局却声称“在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一个人”。从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在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z先生理应向海外民运人士详细谈一谈他亲眼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有力地驳斥中共当局的谎言。可是从2001年到2019年，从来没有听z先生谈过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z先生当时根本就不在天安门广场，要他谈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六）上面我们论证了z先生说了很多谎言，人们自然要问：z先生为什么要编造这一大套谎言？他到外国来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般人，如果他虚荣心比较强，在谈自己的经历时夸大其词是可能的。但是像z先生这样精心编造出一大套谎言，那就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七）在所有介绍z先生的文字资料中，从1989到2001年他的履历完全是空白。z先生偶尔也谈起这一段时间内他的经历，但总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说不出他在哪一年到哪一年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这一段时间是z先生从18岁到30岁，正是他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而他的履历完全空白，这就十分可疑了。
我在德国加入民主中国阵线是履行了申请加入民阵的正式手续的，民阵负责人要求我填一张表格，其中的一项就是填写我的履历。我不知z先生在法国加入民阵有没有履行这样的手续，如果没有，那就要问当时法国的民阵负责人，为什么z先生可以不履行手续就加入民阵？如果履行了手续，那就要问他是怎样填写表格中个人履历这一项的？如果从1989年到2001年的履历完全是空白，那就要问当时法国的民阵负责人，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就批准一个有12年履历空白的z先生加入民阵？
（八）我与z先生有过多次接触与交谈，我发现他能说会道，他的演说颇具鼓动性，他的言谈表现出他的政治、社会学、宗教、人文、历史等知识远高于一个中学生可能具有的水平。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学到这些知识的？是谁教他的？
（九）顺便还有一个小疑点向与z先生共事过的法国民运朋友询问，z先生刚到法国的时候，是一句法语都不会，还是会说一些法语？如果是一句法语都不会，那么他怎么能够到法国教会去做事？如果是会说一些法语，那就要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学法语的？是谁教他的？z先生在1989年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那时肯定是一句法语都不会，一个一句法语都不会的人完全靠自学绝对不可能学会法语，首先必须得有人教他发音。
（十）最可疑的是：我每次在民阵召开的会议上见到z先生，都见到他带了一整套设备来，在会场上架起摄像机拍摄会议的实况，据z先生说，他拍摄的会议实况视频信号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国内去，在国内有很多民运人士在收看民阵召开会议的实况转播。
先提一个小疑点，1989年还没有互联网，当时z先生当然对互联网一无所知，当他逃亡到法国以后居然能熟练地掌握互联网通讯技术，能够独自一人操作。这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学会互联网通讯技术的？是谁教他的？
众所周知，中共当局建立的网络监控系统是非常严密的。在国内如果有人偷看从境外通过互联网发送过来的“反动”视频，只要看上一、二十分钟就会被网络监控系统发现，而且知道偷看人所在的位置，偷看的人就必然被捕。而z先生居然可以很多次向国内传送视频信号，每次长达两、三小时，国内有很多人收看居然不会被中共的网络监控系统发现，这些收看者都安然无恙。你相信会有这等“好事”吗？
当然绝对不会有这等“好事”，实际上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z先生在装模作样地“作秀”，其实根本就没有视频信号传送出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问：这一套设备的价格很昂贵；民阵没有人要求z先生向国内实况转播会议的视频，z先生是自告奋勇这样做的，他这样做不会从民阵得到任何奖励或报酬。z先生为什么要自掏腰包购买这套昂贵的设备作这种毫无意义的“秀”呢？他从哪里搞到这么一大笔钱购买这套设备？所以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了：z先生是通过互联网把会议实况转播的视频信号传送到国内去了，在国内收看视频信号的是把z先生派遣到法国来“卧底”的中共国安部或公安部的人，z先生是在向他的“上司”汇报“卧底”的成绩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所有的疑点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z先生购买昂贵设备的经费来源也就不言自明了。
综合z先生的自述、曾与z先生共事的法国民运人士的陈述以及各种背景资料进行分析、推理，我猜测z先生从1989到2001年的经历可能是这样的：从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z先生根本就不在天安门广场，作为北京市的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当时他在北京市西部某一条大街上，在北京市市民及学生的人群中，中共军队向市民、学生人群开枪，人群就逃跑，z先生也夹在人群中逃跑，中共军队在人群的背后开枪。这时一颗流弹从背后打中了z先生大腿上部靠近臀部的地方，由于是流弹，子弹的速度大大地降低了，所以在钻入肌肉以后就停在那里了，没有伤筋动骨，只是流了一点血，z先生的行动还是照常，没有什么不适或不便，所以z先生不必去医院，他也绝对不敢去医院。因为在“89六四”以后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市严密搜查“反革命暴乱分子”，而他身上带着子弹头正好是他参加了“反革命暴乱”的铁证，他去医院就是自投罗网。所以z先生躲了起来，有可能离开了北京市，在河北省直到处流浪，以当临时工、打工为生。好在他的行动和正常人一样，穿着衣服别人不可能透过衣服看到那颗子弹头。但是z先生总是要洗澡吧，他身上的那颗子弹头总有曝光的时刻。纸里包不住火，终于有人发现了z先生身上有子弹头这个秘密，并把他告发了，z先生立刻被捕进了监狱。经过严格审问以后，狱吏发现z先生只是一个小喽啰，没有什么出格的“反革命行为”，打算把他放了。
这时有一位国安部或公安部的“高人”，觉得z先生身上的子弹头有利用价值，可以利用它作为z先生是“天安门六四孤胆英雄”的铁证。就花了几年时间对z先生进行培训，教他当间谍、“卧底”必须具备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教他进行秘密通讯联络的技术，当然包括互联网通讯技术；如果计划把他派到法国来，还教他学法语（如果z先生刚到法国时一句法语都不会，就取消这一项）；把“高自联”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张铭的资料给z先生看，要求他熟记在心中，以便在假扮“总指挥”的时候扮得更像一点。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培训以后，把z先生派到法国来了。
海外的中国民运在1990年达到高潮，那时候北美的民运队伍有上万人，欧洲的民运队伍有好几千人。但是好景不长，以后大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陆续退出了民运，到2001年海外民运队伍的人数下降到1990年的几分之一。就在海外民运不景气的背景下，z先生来到法国，法国的民运人士见到这样一位年青、能干、能说会道的“天安门广场六四英雄”，身上带有一块“六四弹片”（子弹头）是“英雄”的铁证。法国的民运队伍迎来这样一位“英雄”正是他们当时求之不得的，于是他们如获至宝，吧z先生当成一块无价之宝，自然就完全相信了z先生的自述，迫不及待地接受z先生加入民阵，很快z先生当上了民阵法国分部的负责人，以后又当上了民阵监事会主席。
如果z先生在1989到2001年的真实经历是这样的，那么上述的种种疑点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以下再补充两个疑点。
（十一）z先生来到法国以后，经常飞往世界各地，活动很频繁，买飞机票、住旅馆要花很多钱，他从哪里得到这笔经费？
从2016年开始到2019年，z先生频繁地飞往东南亚国家（缅甸、泰国等），据z先生自己的说法，是有人在那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2019年4月z先生就是在从东南亚国家返回法国的飞机上突发急病，飞机在德国慕尼黑紧急降落，吧z先生送进医院抢救，德国医生已经回天无力，z先生死亡。这里也有z先生从哪里得到频繁地往返东南亚所需的一大笔经费的问题。更为古怪的是：z先生已经40好几了，这个年龄的男人谈恋爱的话，一般也就谈上一两年，如果两人的关系能确定下来就赶紧结婚；如果谈不拢，那么谈一两年就分手。像z先生这样谈上五年的，实在少见。有人说，z先生去东南亚国家的主要目的是进入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了极大的疑问：z先生是“天安门广场六四英雄”而逃亡出来的，为什么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进出中国？如果z先生真的是中共派出来“卧底”的特务，他去中国是为了与他的上司见面或接受特殊的任务，那么z先生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和离开中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需的大笔经费的来源也不成问题了。
（十二）民主中国阵线在2016年发生分裂，分成S民阵和F民阵两部分，所有的成员必须选边站，也有少数成员“脚踏两头船”。z先生选择了S民阵，于2017年当选为S民阵的副主席。我在德国，就随大流留在F民阵。
2017年7月6日至8日，G20峰会在德国汉堡召开，在会前全世界反对全球化的人就宣布，在G20峰会期间要在汉堡举行反全球化胡平示威游行。由F民阵牵头成立了“中国民运组织示威抗议团”，也在G20峰会期间在汉堡举行抗议示威（魏京生也来参加），不过示威的主题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要求释放刘晓波。
由于这次示威活动是F民阵组织的，所以S民阵无人来参加，只有z先生出人意料地显身了。来参加汉堡抗议示威活动的几个法国民运人士与z先生是死对头，他们见了面装作没看见，互不理睬；F民阵的领导人对z先生也是冷眼相对，z先生应该预知到汉堡来肯定会遭到冷遇。我与z先生没有发生过冲突，见了面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关于民阵的话题、政治话题当然是避而不谈的）。汉堡所有旅店的房间在一个月以前就预订完了，z先生7月6日到汉堡来想要找旅店住宿，就必须付比平时高很多倍的住宿费，再加上法国到德国的往返飞机票，z先生必须花一大笔钱。
这就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点：z先生明知道到汉堡来会遭到冷遇，他来了以后只能作为旁观者旁观我们的抗议示威活动，晚上我们召开会议也不让z先生参加。z先生这次到汉堡来，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行动。为什么z先生要自掏腰包花一大笔钱作这一次毫无意义的“汉堡行”呢？整个S民阵没有人来，为什么z先生要来呢？如果z先生真的是中共派来“卧底”的特务，派他来的上司向他下令，要他了解中国民运组织在汉堡抗议示威活动的情况，那么上述疑点就有了合理的解释，z先生只得硬着头皮、花一大笔钱来作这一次奇怪的“汉堡行”。
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如果z先生是中共“特务”，他在民阵“卧底”十多年，为什么他没有采取破坏民阵的任何行动呢？我到德国来已经有十年了，其间参加了很多次民阵组织的活动和召开的会议，据我的观察，民阵的这些活动和会议对中共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派遣z先生到法国来的上司，自然会向z先生下达这样的指令：长期潜伏，谨慎行事，既然已进入民阵的领导层，就要长期保持下去，不要采取破坏行动。2016年民阵发生分裂，这是另有原因的，与z先生没有什么关系。关于z先生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请读者自己判断，我的怀疑是否合理，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海外民运队伍中混入了少数“不良分子”无法清除，又混入了少数中共“特务”，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所有的海外民运组织都只有一个推翻中共政权、中国实现民主化的空洞的大目标，而没有制定出如何推翻中共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海外民运人士或组织向大家指明一条通向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带领大家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最终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实现中国民主化。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海外民运的各种组织举办了无数次活动，召开了无数次会议，这些活动和会议大多是务虚的，只是在理论上泛泛地讨论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问题，并无多大的实际指导意义。开完会各人离去，各干各的事，没有人在意这些空泛的理论性的讨论。
也有一些活动和会议是务实的，那就是针对国内发生的维权事件、群体事件发表声明、发抗议书、呼吁书，抗议示威，发动营救国内的维权人士等。这些行动大多是无效的，只有少数是成功的（例如，使陈光诚能够到美国来）。这些为数不多的成功事例对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事业能起多大的推动作用？那就很难说了。中国民运必须要有一次突破性的行动，这种突破性的行动始终发动不起来。
海外民运曾多次号召或呼吁国内的民运人士开展对中共政权具有打击性的行动或活动。由于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行动或活动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海外民运队伍存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海外民运缺少一个领导人（领袖），这个领袖能制定出推翻中共政权、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指明一条通向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支在全中国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或政党，带领大家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最终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十年前我出国时希望在海外找到这样一个领袖，十年以后我发现在海外民运队伍中没有人能担此重任，成为民运的领袖。
在海外民运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有相当多的民运人士只注重“政治正确”，忽视事实真相，认为只要“政治正确”，论证所陈述的事实是否准确无误是无关紧要的；认为只要“政治正确”，在论证或陈述时偏离事实真相是允许的；还有些人甚至认为，为了“政治正确”可以说一点假话，编造一些虚假的“故事”，使得“政治正确”显得更突出。我认为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坚持真理，坚持真实，坚守真相，是高于政治正确的必须坚守的原则。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之。
（1）关于“郭文贵热”。郭文贵刚到美国时，宣称将要爆王岐山的“猛料”，当时在海外民运中掀起了一股“郭文贵热”，绝大多数人称郭文贵是“英雄”，将带领海外民运人士发动民主革命并夺取胜利。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无条件地支持郭文贵爆料就是“政治正确”，对郭文贵提出任何质疑就是“政治不正确”。其实当时在郭文贵的言论中有很多不实的内容，那些“郭粉”对郭文贵的谎言全然不顾，还替郭文贵辩护。现在“郭文贵热”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郭文贵对海外民运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2）上述的z先生被尊为“天安门广场六四英雄”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陈述，当时法国的一些民运人士对z先生的自述提出过不少质疑，但是都不起作用，因为当时大多数海外民运人士认为，维护z先生的“六四英雄”形象就是“政治正确”；对z先生提出任何质疑，败坏了“六四英雄”形象就是“政治不正确”。关于z先生来历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上面已经谈了很多，就不再重复了。读者们可以自行判断，关于z先生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政治正确”？
（3）王维林挡坦克被称为“挡坦克英雄”、“六四英雄”，坚持这种说法，维护“英雄”的形象就是“政治正确”，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很少有人去过问。以前我在《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文章《王维林挡坦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者们可以去查阅那篇文章，就不在此多说了。
（4）关于“89六四”。海外民运人士普遍地称其为“六四大屠杀”、“天安门大屠杀”，坚持这种说法就是“政治正确”，任何与这种说法有差异的说法都是“政治不正确”。至于从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这一段时间内，在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没有人关注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海外民运人士一般的说法是：那天晚上中共军队和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见人就开枪扫射，打死了许多人。而中共当局则声称“在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一个人”。海外民运人士说，中共当局在掩盖事实真相，是在撒谎。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详细地说清楚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光凭上面那种笼统、含糊不清的描述，并不能有力地反驳中共当局的谎言。
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刘晓波的讲话，刘晓波说“没有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人”。我相信刘晓波说的是真话，因为那天晚上有3000名学生和刘晓波在一起，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面，3000人都没有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人；如果有人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了人，那一定是许多人同时见到了，那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出他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人的情况；至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样说，说明刘晓波说的是真话。
但是刘晓波在电视台上这样说极不妥当，他必须在说 “没有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人”的同时说明以下两点：（1）他没有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人，并不等于天安门广场上真的没有打死人，因为他当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离天安门广场有一段距离，他只是远距离遥望天安门广场。（2）在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广场的十里长街及两边的街道、胡同中，中共军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这是铁的事实，不管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打死人、打死了多少人，都不能改变“89六四”的性质，这是一场massacre。刘晓波没有说明这两点，只说“没有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人”，就等于是在为中共当局“洗白”，是极不妥当的。
无论如何，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89六四”已经过去32年半了，至今没有一个海外民运人士能够详细地说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这实在令人遗憾。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共当局掩盖事实真相，严禁人们谈论“六四”，所以中国人民都不知道事实真相，我们在海外更不可能了解到事实真相。我不这么认为，自从2011年我来到德国以后，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凡是得到有关“89六四”的文字信息，我就仔细地阅读；凡是得到有关“89六四”的录音，我就仔细地听。由于在海外有言论自由，而国内则没有言论自由，因此我在国内是看不见、听不到这些信息的。把我能收集到的信息综合起来，再结合更多的背景资料进行分析，确定哪些信息是可信的，哪些信息不可信，最终在2018年我知道了从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在天安门广场及北京市各处的大街、街道、胡同中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我可以详细地叙述整个过程的各个细节，
此外，从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早晨在北京市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海外民运人士能够根据确凿的证据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可以根据确凿无疑的事实来估计那天晚上在北京市打死了多少人。
现在我可以详细地回答“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及北京市各处的大街、街道、胡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在北京市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这两个问题，同时我必须详尽地分析为什么我采纳的信息是可信的，为了把问题说清楚，写成文字大约需要两万字，这要费好多天的时间。可是现在的海外民运人士中没有几个人关心这两个问题。我花费大量时间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详细地写出来、发表出来，得到的将不是赞许之声，而是一片骂声，我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目前在海外民运组织中的骨干人士大多是30多年前、有的是40多年前出国的，他们离开中国很多年了，对今天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是30多年前、40多年前的中国，对今天国内情况的了解只能通过媒体得到间接的信息，缺乏亲身经历的感受和认知。上面谈到海外民运曾多次号召或呼吁国内的民运人士开展对中共政权具有打击性的行动或活动，这些行动或活动全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其原因就是海外民运人士对国内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些号召或呼吁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是十年前离开中国的，十年前我亲身感受到“腐败的社会化”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方方面面。我离开中国也已经有十年了，可以说我对当今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缺乏深刻的了解，只知道“腐败社会化”的程度比十年前更严重了，具体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我也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过我仍然保持与国内一些人的联系，努力去了解当今中国的具体情况。离开中国已经30多年、40多年的人对于“腐败社会化”没有亲身的感受，缺乏深刻的了解。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他们以为今天的中国还是这样，所以才会向国内的民运人士发出不切实际的号召或呼吁，岂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
还有就是对当今中国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很多海外民运人士只是从媒体上听说了“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并没有亲身的感受，“新三座大山”怎样压得中国底层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具体情况，他们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些具体情况严重、残酷到了海外民运人士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
我希望海外的民运人士能够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努力去了解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毕竟中国的民主化是要到中国去采取行动和实现的，在海外开开会、发发号召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深刻地了解国内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是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海外民运人士最关注的问题是反共，是推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海外民运人士谈论的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焦点上。至于推翻了中共政权以后该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似乎没有人谈论这样的话题，似乎只要推翻了中共政权就大功告成了，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自然就诞生了。其实大谬不然，推翻中共政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建设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是比推翻中共政权更为艰难、有可能要艰难百倍的任务。将来当中共习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习近平留下来的必定是一个烂摊子，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怎样在这个烂摊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当然是万分艰巨的任务，必然将遇到一系列巨大的难题，这些难题列举如下：
（一）目前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是贪腐的，对官员的贪腐当然必须清算。但是在推翻了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时候，在新建立的政府机构中必须保留大量的旧政府人员，新政府机构的大多数人必须是留用人员，否则的话新建立的政府机构是无法正常运行的。怎样解决“清算”和“留用”这对矛盾？
（二）经过中共70多年的统治，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人民的主流价值观，全民道德水平下降，在有些场合下已经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说假话、欺骗之风盛行。具体的例子多得无法计数，就不在此举例了。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
（三）中共习政权被推翻之时，必将是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候，新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国民经济，让中国老百姓安居乐业？
（四）经过邓、江、胡时期的改革，中国原来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实际上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新政府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处理这些官僚资本？由于实际情况很复杂，不宜采用简单的“一刀切”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没收，收归国有）。
（五）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极不合理的，主要的问题是金融业、准金融业所占的比例高得离谱，使整个中国经济泡沫化，这必须改革，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
（六）中国已经发生了人口危机（包括人口老龄化），具体的表现是：从2013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从2016年开始，每年新生婴儿数逐年下降；中国可能现在就已经进入了总人口下降的时期；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的养老保险基金处于亏损状态。新政府应该怎样应对人口危机问题？
（七）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40年有余了，农村的情况发生了巨变，继续原封不动地执行当初确定的承包责任制会产生很多“弊端”（例如，当初确定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40年后各农户的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必须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改革。此外，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很糟糕的制度，是“三农”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也必须进行改革。新政府应该在中国农村实行什么样的改革？
（八）中国的教育已经溃烂，全国各高校正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的学术界也已经溃烂。具体的事例因为需要太多的篇幅就不在此举例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认为必须立即对“高考”和“两院院士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政府应该推出怎样的改革措施？
（九）在中国，“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根本就是一种“糊弄”老百姓的制度（具体的细节因为需要太大的篇幅就不说了），在这样的医疗保险制度下，每年有几百万人因为看不起病而死亡。必须立即对中国的医疗医药制度进行改革，新政府应该立即推出什么样的改革措施？
（十）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新政府应该怎样应对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泡沫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房地产“大跃进”中建成了很多“豆腐渣工程”建筑物，这是人命关天的巨大隐患，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隐患？
以上列出了十大难题，还可以继续列出一些难题，因为重要性稍低，就不再列举了。中共习政权的垮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时了，在近年内就可能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考虑怎样解决这些难题。以前没有听说有哪位民运人士谈这些事，希望今后能有民运人士来参加讨论这些难题。
在列举十大难题时，联想到一个情况，顺便在此说一说。在中共的领导层中死心塌地地追随习近平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反对习近平的独裁专制和胡作非为的，应该说在中国领导层中想要打倒习近平的大有人在。我认为现在只要在中共领导层中有人站出来斥责习近平，马上就会得到多数人的响应，习近平就垮台了。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呢？原因可能是因为想要打倒习近平的人心里明白，打倒习近平容易，打倒习近平以后接过习近平留下的烂摊子，收拾这个烂摊子就难上加难了。在没有想出如何解决我上面提出的十大难题的解决方案之前，这个人绝不会冒然行事。因为打倒了习近平，自己接过这个烂摊子却无法处理，中国仍然是一个烂摊子，自己是要担责任的。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上面谈了一大堆海外民运队伍存在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责问我，你也是民运队伍中的一员，你做了什么？这样的责问是合理的。我是民运队伍中的普通一兵，我的言行在很多情况下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我一直努力，努力地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上面我提出了十大难题，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解决这十大难题，对这十大难题我都可以作出原则性的回答。如果有人关注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就会发现几年前我提出过一条可能通向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我本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采取具体的行动去走这条路；海外民运人士中也没有人作出响应。如今已时过境迁，再提这条道路就毫无意义了。在2022年初，我可能采取一个行动，如果这个行动成功的话（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就将是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一次突破，所以即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取得成功，我也要试一试。是什么行动？请诸位耐心地等几天吧。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