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
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辨“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之别：前者装怯作勇，不无滑稽；后者则未可一概而论，当看其为何物，又因何落水。
他又批评那种一味讲“费厄泼赖”（fair play）的主张——凡事求宽，不问是非，仿佛只要不穷追猛打，便算得上公正。他指出：对于仍能为害者，若徒讲宽容，反倒成了纵容。
话虽如此，也不能反过来，将一切对象一概而论，动辄以“斗”相向。人各有境遇，事各有轻重；对寻常个体施以过度对抗，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既不能一味宽纵，也不能一概斗争，问题正在于一个“度”。
然而有一类存在，却使这个“度”变得格外棘手——这就是“死老虎”。
照理说，老虎既死，皮骨僵冷，本不必再打。打之，似乎徒增滑稽。然而世间偏有此类老虎：凶猛多变，噬人以威；既当领袖，又作导师，无法无天，涂炭生灵。死后却并不退场，其尸尚存，其名犹在；其政半息，其说犹行。有人奉其为圭臬，有人借其立威，使后来者只许仰视，不得细看。
于是，死老虎不再咬人，却仍能吓人；不再行动，却仍在发号施令——通过口号，通过叙述，通过那些被反复讲述而不容置疑的“定论”。
至于为何死老虎仍然危险，并不难明白。
活着的老虎，尚在场中，尚须应对现实；其言行可以被质疑，其后果可以被追问。它若伤人，人尚知所避；它若失当，亦可能受制于时势。
死老虎却不同。既已不在，便无从对质；既无回应，反更显得“无可置疑”。它不再承担责任，却常被赋予权威；不能开口辩解，反而更容易被代言。于是，种种后来之说，皆可托其名而出，而真假难辨。
更有甚者，活人尚可辩，死人只可用。引一句，压一片；举一名，胜千言。无回应，便成权威；无辩解，反更“正确”。死虎保持恐惧，虎魂替人思考。
于是，“虎死”不是结束，而是一种便利。既免于修正，也免于否定；既不必自证其合理，也不必面对其后果。
这样的存在，表面上已属过去，实际上却可能比活着时更为稳固。因为活人尚可被改变，而死人只能被解释；解释权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便不再是历史，而更近于工具。
这也正是它之所以危险之处：不在其本身，而在于用虎之人。
有人会说，既已有所谓“定论”，评价早已盖棺，无需多言。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定论”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讨论。评价不许越界，而讨论却受约束；承认“曾有错误”，却容不下对这些错误的展开追问，遑论追究其罪责。
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分离：挂羊头卖狗肉。在现实运行中，许多曾经的做法早已被抛弃；但在叙事层面，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语言、概念与判断方式，却并未真正退出。
这种思维模式往往倾向于以对立来理解复杂问题，将差异迅速归入简单的立场划分，把多元经验压缩为单一解释。现实中的分歧与不满，容易被纳入既定框架之中——或曰阶级斗争，或曰外来势力——而不再分析具体问题。
于是，死老虎在另一种意义上继续“活着”。享受供品，继续吓人。
如果这种影响只是象征，尚可一笑；但当它持续左右现实判断时，就不只是过去。影子当作实体，回声当作原声，不是误判，就是荒诞。
对于如此死老虎：
不打，则画皮不破；
不批，则丛林难出。
打死老虎，并非徒有勇气即可。尚需辨识之明，亦需承担之力。可能遭受诬陷，经历网暴，丢掉饭碗，身陷囹圄，出国无门，回国无望。正因如此，愿言者少，不言者众。
这里所谓“打”，并非鞭尸泄愤，乃为去蔽求真。撕其画皮，见其本相；辨其是非，清其流毒。
不打，是默认；
不说，是放任。
2026年4月20日 写于 纽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