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
唐师曾先生走了。
2026年8月23日，这位曾经穿行于战争、荒野、沙漠、高原和世界各地的记者，在北京病逝，享年65岁。
我读过唐师曾的多篇报道。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仅是他采访过多少国际政要，到过多少危险地区，拍摄过多少珍贵照片，而是他身上那种近乎执拗的记者精神：“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唐师曾的一生。
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新闻的人，而是一个不断走向现场的人。从长城、可可西里、秦岭，到伊拉克和中东战场；从神农架，到珠峰大本营；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到欧洲、亚洲、非洲的二战旧战场，他不断把自己放到真实世界之中。
对于战地记者来说，新闻从来不只是文字和照片，更意味着危险、疲劳、疾病、孤独乃至死亡。
唐师曾长期在中东从事战地报道。战争环境中的炮火、动荡、核辐射、恶劣生活条件以及身体承受的巨大压力，没有使他停止工作。后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身体状况长期受到影响，但他的行动欲、记录欲和记者意识并没有因此消失。这尤其让我敬佩。
一个人在年轻、健康、精力充沛的时候能够冒险，并不特别困难；真正难得的是，在疾病、衰老和身体痛苦到来以后，仍然保持对世界的兴趣，仍然愿意出发，仍然想着记录时代。
唐师曾具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吃苦耐劳精神。他可以进入战场，可以长途驾车，可以单独远行，可以住在艰苦环境中，可以承受普通人不愿承受的疲惫和风险。对他而言，记者不是一种安稳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的坚韧也不仅表现在战场上。
1990年代以后，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经历长期疾病和治疗，但仍然不断采访、摄影、旅行和写作。《我从战场上归来》《重返巴格达》《我的诺曼底》《一个人的远行》等书名，本身似乎也记录着他一生不断“出发”和“归来”的轨迹。甚至到了生命晚期，这种记录精神依然没有消失。
高瑜大姐回忆，2021年赵紫阳家人即将搬离居住了32年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时，她请唐师曾赶去留下最后的影像。唐师曾骑着自行车，只带数码相机前往，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记录了院落、书房、卧室、家具和赵紫阳一家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这件事情很能说明唐师曾是什么样的记者。
新闻不一定总是在炮火中。有时候，一座即将消失的院子、一张旧木床、一个普通房间，就是历史。记者的责任，就是在它消失以前，把它留下来。
唐师曾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这不仅是一句豪言，更是一种职业伦理。
对于真正的记者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观察，意味着提问，意味着到现场，意味着记录真实。身体可以疲惫，环境可以恶劣，甚至生命可以遭遇危险，但不能轻易放弃对事实的追寻。
今天，唐师曾已经不能再拿起相机，也不能再踏上新的旅程。但是，他留下的报道、照片、文字以及他那种不怕吃苦、不怕危险、执着于现场的记者精神，仍然值得怀念。
一个记者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但真实的记录可以比生命更长久。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
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纪念唐师曾最好的方式。
沉痛悼念唐师曾先生！
2026年8月29日 写于 纽伦堡